那座矗立在我家门前整整十五年的厕所被推倒时,我爹,陈栓,一辈子没掉过几滴眼泪的男人,背着手,默默地哭了。
推土机的轰鸣声里,砖石碎裂,尘土飞扬,那股萦绕在我家门口十几年的、若有似无的臊臭味,终于要散了。
十五年,从我血气方剛的十八岁,到如今胡子拉碴的三十三岁。这堵碍眼的砖墙,像一根刺,扎在我心里,也扎在我跟我爹的关系里。我曾无数次地质问他,怨恨他,甚至为此远走他乡,以为他是个懦夫。我以为,这辈子我们父子之间,也就这样了。
可现在我才明白,有些智慧,需要用时间来熬。
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十五年前,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。
第1章 一堵戳在心窝上的墙
那年夏天,我们村里正在搞什么“新农村卫生改造”,说白了,就是鼓励各家把旱厕改成水冲式的,村委会给补贴。这是好事,家家户户都挺积极。
可我家的邻居,赵老四,却把这好事办成了恶心事。
赵老四家和我家,就隔着一条三米宽的土路。两家的宅基地,门对门,是几十年的老格局了。我们家门口,靠路边有棵老槐树,夏天傍晚,街坊邻居都爱聚在树下乘凉聊天,算得上是我们这片儿的一个小中心。
赵老四的新厕所,就选址在这棵老槐树底下,正对着我家的大门。
消息是我妈王秀英从外面听来的,她慌慌张张跑回家,锅铲都还拿在手里,一脸焦急地对我爹说:“他爹,你听说了没?赵老四要把厕所盖咱家门口那槐树下!”
我爹陈栓正蹲在院里编一个竹筐,闻言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,抬起头,眯着眼看了看门外毒辣的太阳,声音不大,但很沉:“听说了。”
“听说了?听说了你咋还坐得住啊!”我妈急得直跺脚,“那地方正对着咱家大门,出门一抬头就是个茅房,吃饭都得闻着味儿!这不存心恶心人吗?你赶紧去找他说说去!”
我当时十八岁,刚高中毕业,没考上大学,在家待着,正是浑身是劲,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年纪。一听这话,火气“噌”地就上来了,把手里的书一摔,站起来说:“妈,你别急,我去找赵四叔说理去!他凭啥啊?那路边的地也不是他家的,是公家的地儿!”
说着我就要往外冲。
“站住!”
我爹吼了一声,声音不大,却像一记闷锤砸在我胸口。我愣在原地,回头看他。
他放下手里的竹篾,慢悠悠地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灰,对我说:“你去做什么?跟人吵架?动手?”
“他都欺负到家门口了,咱还不能说话了?”我不服气地顶了一句。
“说什么?说那地是公家的?”我爹走到我跟前,他个子不高,背有点驼,但眼神却异常锐利,“公家的地,就许你家乘凉,不许人家盖厕所?村里让改厕,他占的那块地,巴掌大,碍着谁了?”
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是啊,那块地,说是公家的,其实就是一块没人管的边角料。赵老四真要在那盖,从理上讲,谁也挑不出大毛病。可这事儿,它不在理上,在情上啊!谁家会把厕所盖在别人家大门口?这不是指着鼻子骂人吗?
“爹!这不是占地的事儿!这是脸面!他这就是存心不让我们好过!”我急得脸红脖子粗。
我爹却摆了摆手,对我妈说:“去做饭吧。这事我心里有数。”
然后他转向我,语气缓和了些,但内容却让我差点气炸了:“小鸣,你记住,邻里之间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别为这点小事把关系搞僵了。赵老四愿意盖,就让他盖。”
“爹!”
“行了,我说了,我心里有数。”他丢下这句话,又回去蹲下编他的竹筐,再也不理我了。
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,一股难以言喻的憋屈和失望涌上心头。我爹陈栓,在我心里,一直是个沉默但有骨气的男人。他年轻时当过兵,在村里也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辈。可今天,他怎么就这么“怂”了?
接下来的两天,赵老四家真的动工了。拉砖、和水泥,叮叮当当的声音,像一把把小锤子,敲在我心上。村里人见了,都绕着走,偶尔对我家投来同情的、看笑话的目光。我能想象到他们背后的议论:“陈栓家这次可是栽了。”“赵老四这事办得也太绝了。”“还不是看陈栓老实,好欺负。”
我两次想冲出去找赵老四理论,都被我爹死死拦住。他什么也不解释,就一句话:“在家待着,不许去。”
第三天,赵老四提着一瓶酒,两条烟,走进了我家院子。他满脸堆笑,那种笑意却不达眼底。
“栓哥,在家呢?”他大声嚷嚷着。
我妈尴尬地从厨房出来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坐在屋里,把拳头捏得咯吱作响。
我爹却像没事人一样,站起来,拍了拍手,也笑着迎上去:“老四来了,快坐。”
“栓哥,我这……盖厕所的事,没跟你商量,是我不对。”赵老四把烟酒往桌上一放,“这不是村里催得紧,我寻思着那块地闲着也是闲着,就……你看,这点东西,算是我给哥赔个不是。”
我心里冷笑,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?
我以为我爹至少会借着这个台阶,把事情往回圜的余地上说说。比如,让他挪个地方,哪怕挪个三五米也行啊。
可我爹接下来的话,让我彻底懵了。
他把那烟酒推了回去,一脸诚恳地说:“老四,你这是干啥?说这话就见外了。盖厕所是好事,是响应村里号召,我支持你!那块地,你用就是了,跟我商量啥?咱两家多少年的邻居了,还分什么彼此?”
赵老四显然也愣了一下,大概是没想到我爹会这么“大度”。他脸上的假笑瞬间变得真实了许多,一把握住我爹的手:“哎呀,栓哥,我就知道你是个敞亮人!你放心,我让他们施工快点,注意卫生,肯定不给你们家添麻烦!”
我爹还热情地拉着他,说:“我看你那水泥好像不太够,我家还有两袋,你先拿去用,不够我再帮你去镇上拉!”
那一刻,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。我不是不理解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的道理,可我爹这退的不是一步,是把整个脸面都扔在地上,还让别人踩了两脚。
送走赵老四,我爹拎着那两袋水泥,真的就给赵老四家送了过去,还帮着搭了把手。
我再也忍不住了,冲到他面前,眼睛通红地吼道:“你到底图什么啊?!他欺负我们,你还上赶着去帮他?你是不是觉得别人戳我们家脊梁骨还不够啊?”
我爹直起腰,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疲惫和复杂。
他沉默了很久,才沙哑着嗓子说:“小鸣,你还年轻,很多事,你不懂。”
“我不懂?我只知道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张皮!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!”
“脸面是自己挣的,不是别人给的。”他叹了口气,“行了,别说了。过几年,你就知道了。”
说完,他转过身,继续去帮赵老四家干活。阳光下,他背上的汗衫湿了一大片,那个曾经在我心中无比高大的身影,第一次,让我感到了陌生和屈辱。
第2章 闻着味儿的饭菜
厕所很快就盖好了。
红砖墙,水泥顶,墙上还煞有介事地刷了白石灰,写着“讲究卫生 人人有责”八个歪歪扭扭的大字。一个崭新的、刺眼的、属于赵老四家的厕所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矗立在了我家大门口,像一座永恒的纪念碑,纪念着我们陈家的“懦弱”与“大度”。
从此,我家的生活彻底变了样。
以前,夏天傍晚最惬意的事,就是搬个小马扎,坐在老槐树下,跟我爹一起喝碗绿豆汤,听村里的老少爷们吹牛。可现在,老槐树下成了赵老四家的专属地盘,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,尤其是在没有风的闷热天气里,丝丝缕缕地往人鼻子里钻,熏得人脑仁疼。
街坊邻居们也不再来我们家门口聚集了。大家见了我们,眼神都有些躲闪,客气中带着疏离。偶尔有几个跟我们家关系好的,会悄悄把我妈拉到一边,叹着气说:“秀英啊,你家老栓这次是咋了?咋这么能忍?”
我妈只能尴尬地笑笑,说:“他有他的道理。”
可我们都知道,她心里比谁都苦。
最大的改变,是在饭桌上。我家的堂屋正对着大门,以前吃饭,都喜欢把门敞开,亮亮堂堂的。现在不行了,门一开,正对着那堵白得晃眼的厕所墙。有时候赵老四家的人正好进去,那扇薄薄的木门“吱呀”一声,再“砰”地关上,光是听着声音,就让人瞬间没了胃口。
我妈没办法,只能每次吃饭都把大门关上。盛夏时节,屋里又闷又热,一家人围着桌子,谁也不说话,只有筷子碰到碗的单调声响。饭菜的香气,混杂着从门缝里飘进来的异味,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折磨。
有一次,我实在受不了了,扒了两口饭就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,闷声说:“不吃了!”
我妈看了我一眼,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,只是默默地给我夹了一筷子我最爱吃的红烧肉。
我爹头也没抬,说:“不吃就饿着。”
“闻着这味儿谁吃得下!”我终于爆发了,“天天对着别人家的茅房吃饭,这日子还怎么过!”
“心静了,闻什么都是香的。心不静,吃山珍海味也堵得慌。”我爹慢条斯理地夹起一粒花生米,放进嘴里。
“我心静不了!”我站起来,指着大门的方向,“爹,我再问你一次,你当初为什么要同意?为什么要帮他?你哪怕是跟他吵一架,打一架,就算最后还是盖了,我心里都痛快!可你呢?你点头哈腰,你送水泥,你图什么?”
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我妈紧张地看着我爹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我爹终于放下了筷子。他没有看我,而是看着桌上那盘红烧肉,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对我解释:“小鸣,这个世界上的理,不止一个。有明面上的理,还有藏在底下的理。有时候,你看着是吃了亏,可那亏,是喂了以后的一棵大树。你现在看不懂,我不怪你。”
“什么大树?什么亏?我只知道我们家现在成了全村的笑话!”我吼道。
“笑话?”他抬起头,第一次,我从他浑浊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锋利的寒光,“别人笑两句,你身上能掉块肉?真正的笑话,是为了一口气,丢了更重要的东西。你记着,陈家的男人,可以穷,可以被人看不起,但不能没脑子,不能为了争一口没用的气,把路走绝了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听我爹说这么长的、带着道理的话。可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我只觉得他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,用一套我根本无法理解的歪理来搪塞我。
“我没你那么好的脑子!”我赌气地摔门而出。
那天晚上,我在村外的河边坐了一整夜。蚊子把我咬了一身的包,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我爹的话,和我看到的他那副“窝囊”的样子。我越想越觉得,这个家,我待不下去了。我爹教我的那些做人要正直、要有骨气的话,好像都被他自己亲手推翻了。
天亮的时候,我做了个决定。我要离开这个地方,去城里打工。我不想再每天面对那堵墙,不想再看到村里人同情的目光,更不想再看到我爹那副让我失望透顶的模样。
我以为,走了,就能眼不见为净。
第3章 远走的少年与沉默的父亲
我离开家的那天,是个阴天。
我没跟我爹打招呼,只在凌晨悄悄跟我妈说了一声。我妈红着眼圈,给我煮了六个鸡蛋,又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,塞给我三百块钱。那是她攒了很久的私房钱。
“小鸣,到了外面,好好照顾自己。别……别怪你爹,他心里苦。”我妈哽咽着说。
我鼻子一酸,但还是硬着心肠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
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,走到院门口时,下意识地朝大门外看了一眼。那座厕所,在晨光熹微中,像一个沉默的白色怪物。
我转过头,看见堂屋的门帘动了一下。我知道,我爹醒了,他就在里面看着我。但他没有出来。
也好,省得相对无言,彼此尴尬。
我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出村的路。那一年,我十八岁,带着对父亲的怨恨和对未来的迷茫,像一棵被风拔起的野草,仓皇地奔向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我在省城找了份工,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当小工。活儿累,环境差,但我咬着牙干了下来。我憋着一股劲,就是要向我爹证明,我离开他,一样能活得很好,甚至更好。我不想再当那个只能在他庇护下,眼睁睁看着家被人欺负的无能为力的少年。
刚开始的几年,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。每次都是我妈打过来,问我吃得好不好,穿得暖不暖。她总会小心翼翼地提起我爹,说他又添了白头发,说他时常对着我空荡荡的房间发呆。
“你爹问你好几次了,你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?”
“忙。”我总是用这一个字来搪塞。
偶尔,我爹会接过电话,但我们之间总是沉默。
“喂。”
“嗯。”
“……钱够不够用?”
“够。”
“……那就好,注意身体。”
“嗯。”
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,直到我妈抢过电话,用一些家常话来打破尴尬。我知道,那堵墙,不仅砌在了我家门口,也砌在了我和我爹的心里。它那么坚固,那么冰冷,我们谁也无法跨越。
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都寄回家。我妈总说够了够了,让我自己留着花。但我坚持要寄。这仿佛是我唯一能表达自己存在感的方式,也是一种无声的对抗。你看,没有你,我也能挣钱养家了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你保护,却被你“出卖”的孩子了。
在工地上,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纷争。为了一点工钱打得头破血流的,为了抢一块好点的铺位勾心斗角的。我渐渐明白,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残酷。有时候,退让和隐忍,确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。
可即便如此,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爹。
因为在我看来,工地上的那些纷争,是为了生存。而我们家的事,关乎的是尊严。人,怎么能没有尊严地活着呢?
有一年春节,我回家了。那是离家五年后,我第一次回去过年。
村子没什么变化,只是我家门口那座厕所,经过风吹日晒,墙皮有些剥落,显得更旧,也更碍眼了。赵老四家这几年发了点小财,在外面包了个小工程,买了辆面包车,在村里更是神气活现。
年夜饭桌上,气氛依然沉闷。我爹给我倒了一杯酒,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倒酒。
“在外面,不容易吧?”他看着我说。
我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,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。我点了点头:“还行。”
“长大了。”他又给我满上,“以前的事,还记恨爹吗?”
我沉默了。酒劲上涌,那些被我强行压在心底五年的委屈和愤怒,又开始翻腾。
“爹,”我看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不恨你。我只是……不明白。到现在,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,像是欣慰,又像是痛苦。他端起自己的酒杯,也一口喝干了,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,满脸通红。
我妈赶紧给他拍背。
他缓过劲来,摆了摆手,沙哑着说:“不明白就对了。你要是现在就明白了,那说明你这几年,在外面没吃够苦。”
他顿了顿,又说了一句让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的话。
“小鸣,你记着,有时候,眼睛看到的东西,不一定是真的。别人占的便宜,也不一定是便宜。等等吧,再等等,快了。”
我不知道他说的“快了”是什么意思。我只觉得,五年过去了,他还是老样子,喜欢说一些云里雾里、故作高深的话。
那次春节过后,我又回了城里。我从一个建筑小工,慢慢做到了带班的工头。我买了手机,交了女朋友,生活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我以为,关于那座厕所的记忆,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化。
直到十年后,一纸公文,打破了村子多年的平静,也终于让我明白了,我爹那句“快了”的真正含义。
第4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
我三十三岁那年,正在工地上和甲方因为一批建材的质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,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
电话里,我妈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和紧张:“小鸣,你快回来一趟!村里要出大事了!”
“妈,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”我心里一紧,还以为是家里谁出事了。
“不是坏事,是好事!天大的好事!”我妈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,“要……要修高速了!从咱们村穿过去!要占地,要拆迁,要给补偿款!”
拆迁。
这两个字像一颗炸雷,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。我在城里待了这么多年,太清楚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了。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,它意味着一夜之间,命运可能被彻底改变。
我赶紧跟老板请了假,第二天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。
一进村,我就感受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气氛。整个村子都像是烧开的水,沸腾着,喧嚣着。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人,三五成群地讨论着,脸上挂着既兴奋又焦虑的表情。路边停着几辆我不认识的小轿车,一些穿着白衬衫、夹着公文包的陌生人在村干部的陪同下,拿着测量工具,在田间地头指指点点。
我回到家,院子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亲戚,都是来打探消息的。我爹正坐在老位置,默默地抽着烟,一脸平静,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
看到我回来,他只是抬了抬眼皮,说:“回来了。”
我妈则把我拉到一边,把她知道的情况一股脑地告诉了我。
原来,省里要规划一条新的高速公路,其中一段正好要从我们村西边穿过。不仅要占用大量的耕地,还要拆迁一部分靠近规划路线的房屋。我们家,正好就在拆迁范围的边缘。
“那……我们家到底拆不拆?”我急切地问道。这才是最关键的。
“现在还不确定!”我妈说,“工作组的人刚来,正在初步测量和划线。村长说,我们家在红线边上,拆不拆,就看最后那条线往东还是往西偏那么几米了!”
我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。这几米之差,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万的差距。
接下来的几天,整个村子的人都无心干活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测量人员身上。他们手里的标杆和测距仪,仿佛成了决定各家命运的权杖。
初步的规划图纸很快就贴在了村委会的公告栏上。我家门前黑压压地围了一群人。我挤进去一看,心顿时凉了半截。
那条红色的规划线,几乎是贴着我家西边的墙根画过去的。按照这个图纸,我家正好在拆迁范围之外。而隔壁赵老四家,则被完整地划了进去。
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。
“哎呀,陈栓家这运气也太差了,就差那么一点点!”
“是啊,赵老四家这下可要发了!他家那二层小楼,加上院子,不得赔个百八十万的?”
赵老四和他老婆也在人群里,两口子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。看到我,赵老四还假惺惺地走过来,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小鸣啊,别灰心。这也就是个初步方案,说不定后面还有变动呢。再说了,不拆也好,守着老宅子,安稳。”
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能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回到家,屋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我妈坐在炕沿上,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。我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
只有我爹,还像个没事人一样,坐在院子里,打磨着一个木头小凳子,那是给他未来孙子准备的。
“爹!你还有心思做这个!”我终于忍不住了,“你看到了吗?就差那么一点!要是我们家的宅基地能往西挪个两米,就两米!我们家现在就不一样了!”
我爹吹了吹木凳上的木屑,头也没抬,淡淡地说:“急什么?图纸还没定呢,这只是初稿。”
“初稿?初稿都这样了,还能有啥大变化?”我丧气地说,“完了,我们家就这命了。”
“命是自己争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”他放下手里的活,看着我,“小鸣,沉住气。十五年都等了,还差这几天?”
我愣住了。十五年?他在说什么?
我忽然想起了十五年前,他让我等,说过几年我就知道了。又想起了五年前,他让我等,说快了。现在,他又让我等。
他到底在等什么?
接下来的几天,是一种煎熬。工作组的人开始对红线内的住户进行资产评估和登记,赵老四家整天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而我们家,则门可罗雀,冷冷清清。强烈的对比,像一把钝刀子,反复切割着我的心。
我甚至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,要不要去找工作组的人说说情,或者送点礼,让他们把线往我们家这边挪一挪。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掐灭了,我做不出这种事。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,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。
问题,就出在赵老四家门口,我家大门前,那座矗立了十五年的厕所上。
第5章 一座厕所的价值
事情是在最终勘测定界的时候发生的。
那天,市里规划局和国土局的领导都来了,带着更精密的仪器,对规划红线进行最后的复核。村长和工作组的人前呼后拥地陪着。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跑出来看热闹,把路堵得水泄不通。
当勘测队走到我家和赵老四家之间那条路上时,他们停了下来。
一个戴着眼镜、看起来像是总工程师的人,拿着图纸,对着现场,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
“这儿……怎么回事?”他指着赵老四家的厕所,问村长,“图纸上,这块地方标注的是公共道路,怎么会有一个永久性建筑?”
村长赶紧凑上去,点头哈腰地解释:“领导,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了。十多年前,赵老四家响应号召改厕所,当时没地方,就……就在这儿盖了一个。时间长了,就成这样了。”
“胡闹!”总工程师的脸色沉了下来,“高速公路的匝道出口,初步设计就是从这条路接入村里的主干道。现在这里凭空多出来一个建筑,占用了道路红线,整个出口的设计都要调整!你们村委会上报资料的时候,怎么没提这件事?”
村长吓得满头大汗,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话。
赵老四一听这话,也急了,连忙挤上前去:“领导,领导!这厕所是我家的,盖了十几年了!这……这不能说拆就拆啊!要拆,也得算在我们家拆迁面积里,得给补偿!”
总工程师推了推眼镜,冷冷地看了他一眼:“你这个建筑,有审批手续吗?建在公共用地上,属于违章建筑,按规定不仅没有补偿,还要你自行拆除。”
这话一出,赵老四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。
周围的村民们也炸开了锅,议论纷纷。谁也没想到,这个让赵老四得意了十五年,让我们家憋屈了十五年的厕所,竟然成了个“违章建筑”,还成了影响整个工程的关键障碍。
总工程师和几个技术人员拿着图纸,就在现场紧急商讨起来。
“如果要把这个违建拆掉,再按原方案施工,会涉及到产权纠纷,影响工期。”
“最简单的办法,是把匝道出口的位置进行微调。”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提议。
“怎么调?”
“我们看了一下,把出口整体向东平移大概五米,就可以完美避开这个违建,直接对接上陈家东侧那条更宽敞的村道。而且那边地势平坦,施工难度更小。”
总工程师扶着眼镜,仔细看着图纸和现场地势,又用测距仪反复测量了几个数据,最终点了点头。
“就这么办。出具设计变更方案,马上上报。把最终的征地红线,按照新方案重新划定。”
他话音刚落,旁边负责划线的工作人员立刻拿着石灰粉,在地上画出了一条新的边界线。
那条白色的、决定命运的线,从原来的贴着我家西墙,稳稳地向东平移了五米,将我家整个院子,连同那三间大瓦房,完完整整地、严严实实地划了进去。
而赵老四家,则被完美地留在了线外。
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条新的白线,又看看我家,再看看脸色惨白的赵老四。前一秒还在天堂,后一秒就坠入地狱的赵老四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我站在人群中,大脑一片空白。幸福来得太过突然,太过戏剧性,让我一时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
我下意识地回头,寻找我爹的身影。
他不在人群里。他一个人,静静地站在我们家院门口的台阶上,背着手,望着远方的天空。他的脸上,没有狂喜,也没有激动,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,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了今天这个结局。
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,把他满头的白发染成了金色。那个佝偻的背影,在这一刻,却显得无比高大,高大得像一座山。
我忽然间,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我的心跳得飞快,拨开人群,一步一步地朝他走去。
第6章 沉默的智慧
我走到我爹跟前,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,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他转过头,看着我,浑浊的眼睛里,似乎有了一点笑意。
“现在,看懂了?”他问。
我用力地点了点头,眼眶瞬间就红了。
“爹……”我声音沙哑,后面的话,再也说不出口。
那天晚上,我家院子里挤满了人。亲戚、邻居,甚至村长都来了,道喜的,打探消息的,一张张笑脸,和前几天的冷清形成了天壤之别。
赵老四也来了。他不再是前几天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,而是提着一篮子水果,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,一个劲儿地给我爹递烟,嘴里说着:“栓哥,恭喜啊,恭喜!我就说嘛,你是有福之人!”
我爹只是淡淡地接过烟,说:“同喜,同喜。以后路修好了,你家门口就是大路,也是好事。”
赵老四尴尬地笑着,坐了一会儿,就灰溜溜地走了。
等人群散去,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我妈在屋里激动得一边抹眼泪,一边盘算着补偿款该怎么花。
我给我爹倒了一杯茶,坐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。
“爹,你……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?”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旋了很久的问题。
我爹喝了一口茶,慢悠悠地说:“不算知道,算是……赌了一把。”
在我的追问下,他才断断续续地,把这个藏了十五年的秘密,告诉了我。
十五年前,村里还没通公路,我爹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县里的交通局工作。有一次回家探亲,喝多了酒,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消息:省里正在规划一条大动脉,很有可能会从我们这一带经过,但具体路线和时间,都是机密,没个十年八年下不来。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我爹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他不懂什么大规划,但他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:要想富,先修路。如果路真的修过来,那路边的地和房子,就金贵了。
他摊开一张自己画的、我们村的简易地图,研究了很久。他发现,我们村的地形,如果真要修路,最合理的路线,就是从西边过。而我们家和赵老四家所在的位置,正好是未来可能的村口。
“那时候我就想,这可能是我们家这辈子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。”我爹看着夜空,缓缓说道,“可我们家的位置,有点尴尬,在路边,但又不完全在。要想把价值最大化,就必须让我们的地,变成‘路口’的地。”
就在这时,赵老四要盖厕所了。
他选的位置,不多不少,正好卡在了我家门口那条窄路的出口。
“我当时脑子里‘嗡’的一下,就明白了。”我爹说,“赵老四这个人,精明,爱占小便宜,但他眼光不行,看不到十年后的事。他只想着恶心我们,占那一小块地。可我看到的是,他这一步棋,正好帮了我们一个天大的忙。”
“如果我当时拦着他,跟他闹,最好的结果,是他不盖了。那这块地,就永远是块不清不楚的公共地。可如果我不仅不拦着,还支持他,帮他盖,那这座厕所,就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‘建筑’。”
“一个建在公共道路上的建筑,在平时,它是个麻烦,是个污点。但在规划勘测的时候,它就是一个必须被绕开的‘障碍物’。只要它在那里,任何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师,都会选择最简单、成本最低的方案,就是绕开它。而它旁边,就是我们家。”
我听得目瞪口呆,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我无法想象,十五年前,我那个只念过小学的、老实巴交的父亲,是怀着怎样一种深沉的谋虑,去布下这个局。
“那你送他水泥……”
“就是要让他盖得快一点,盖得结实一点。最好让全村人都知道,这厕所是我‘支持’他盖的。这样,将来就算有纠纷,也扯不到我们家头上。我们是‘受害者’,是‘老好人’。”
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“可是,爹……这十五年,你受了多少委屈?村里人怎么说你,我……我又是怎么对你的……”我的声音颤抖了,充满了愧疚。
我爹转过头,看着我。昏暗的灯光下,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角的皱纹,和他眼神里的慈爱。
“小鸣,委屈算什么?跟一家人将来的好日子比,那点唾沫星子,不值一提。”他拍了拍我的手,那只布满老茧的手,温暖而有力,“至于你……你是我儿子,我知道你是什么脾气。你为家里抱不平,说明你有血性,是好事。爹不怪你。爹只是……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这事,说早了,万一规划变了,就成了笑话。只能等,只能熬。”
“熬到最后,赢了,以前所有的委屈,就都值了。要是输了……”他顿了顿,笑了笑,“那也无所谓,反正一个厕所,还能真把我们家怎么样?大不了,就是让你小子多念叨我几年没出息罢了。”
那一刻,我再也忍不住,眼泪夺眶而出。
我扑通一声,跪在了我爹面前。
“爹,我错了……”
我抱着他的腿,哭得像个孩子。十五年的隔阂,十五年的怨恨,十五年的不解,在这一刻,全部被我爹那沉默如山的父爱,融化得干干净净。
他没有拉我起来,只是用他粗糙的手,一遍又一遍地,抚摸着我的头。
第7章 推倒那堵墙
拆迁补偿的协议很快就签了。
因为我们家的地段被认定为未来的“匝道口商业用地”,补偿标准比村里其他人家高出了一截。拿到那笔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数字时,我妈的手一直在抖,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。
动工拆迁那天,第一台进场的推土机,就是开向我家门口那座厕所的。
按照规定,这个违建必须无条件拆除。赵老四一家人站在不远处,脸色阴沉地看着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我和我爹并排站着。当推土机的铲斗高高扬起,重重砸下,第一块砖头伴随着尘土轰然倒塌时,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。
那堵压在我心头十五年的墙,终于倒了。
可我转头,却看到我爹,这个一辈子都把腰杆挺得笔直的男人,那个面对全村人的嘲讽和亲生儿子的误解都未曾低头的男人,此刻却背过身去,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。
我走过去,轻轻扶住他的胳膊。
“爹,都过去了。”
他点了点头,吸了吸鼻子,没有回头,只是望着那片废墟,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:“是啊,都过去了。”
我明白,他这一滴眼泪,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了这十五年漫长的、不为人知的隐忍和煎熬。为了那些独自承受误解和嘲讽的日日夜夜,也为了这个他用半生智慧换来的、圆满的结局。
这滴泪里,有委屈,有辛酸,但更多的是释放和欣慰。
推倒了老宅,我们用补偿款的一部分,在县城里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新楼房。剩下的钱,我开了一家小小的建材店,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搬家那天,我们一家人站在新家的阳台上,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我妈感慨地说:“真跟做梦一样。老栓,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,多亏了你。”
我爹笑了笑,没说话,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,点了一根,深深地吸了一口。我知道,对他来说,这比任何称赞都更让他满足。
我和我爹的关系,也前所未有的亲近。我时常会陪他下下棋,喝喝茶。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对无言。我会跟他聊我生意上的事,他虽然不懂,但每次都听得特别认真,偶尔还会用他那套朴素的农村哲学,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。
“做生意,跟做人一样,别总想着占便宜。有时候,吃点小亏,让别人占点便宜,路才能走得宽。”他总是这么说。
我把这句话,牢牢记在心里。
有一次,我们聊起赵老四。听说他因为拆迁的事,在家里大病了一场,后来跟着儿子去外地了,村里的老宅子一直空着。
我问我爹:“爹,你恨过赵老四吗?”
我爹摇了摇头:“谈不上恨。他就是那种人,眼皮子浅,爱算计。说到底,我倒应该谢谢他。”
他吐出一口烟圈,看着它袅袅散去,继续说:“要不是他当年非要把厕所盖在那儿,我们家也等不来今天。这世上的事,就是这么说不清。有时候,坏事能变成好事,敌人也能变成你的贵人。关键看你怎么想,怎么用。”
我看着父亲饱经风霜的侧脸,心中充满了敬佩。
他没有读过多少书,也不懂什么大道理。但他用一辈子的时间,去践行着一种最古老、也最深邃的生存智慧——那是一种关于忍耐、关于远见、关于舍与得的哲学。
他让我明白,真正的强大,不是锋芒毕露,不是寸土不让,而是在无人理解的角落里,默默地播下一颗种子,然后用漫长的时间和坚韧的耐心,去等待它开花结果。
那座曾经让我无比屈辱的厕所,早已化为尘土。但它却像一座无形的丰碑,永远地矗立在了我的心里。它时刻提醒着我,我有一个大智若愚的父亲,他用十五年的沉默,给我上了人生中最深刻的一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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