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在二战后的莫斯科街头，你看到的女性可能比男性多出两三倍。战争吞噬了2700万苏联人，绝大多数是正值壮年的男人。这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它彻底改写了整个国家的两性关系，塑造了几代苏联女性的情感与欲望。她们是英雄的母亲、是工厂的劳模，但在宣传画背后，她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，有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的、无处安放的身体与灵魂。

故事的开端其实浪漫得惊人。1917年革命后，布尔什维克大刀阔斧，砸烂了婚姻和家庭的旧枷锁。女性比美国人还早三年拿到选票，离婚手续简化到寄张明信片就行，堕胎也完全合法。当时的风云人物科隆泰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，后来被通俗地叫做“玻璃水杯理论”，意思是满足性欲应该像口渴时喝杯水一样自然，不应被道德和经济束缚。

科隆泰的本意，是希望女性能摆脱对男人的经济依附，实现真正的恋爱自由，寻找“同志般的爱情”。在那个短暂的黄金年代，莫斯科的年轻人们确实在探索这种“自由之爱”，共青团甚至会组织性教育讨论。但这阵风主要吹拂在大城市和军队里，广袤的农村依然固守着传统。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，建立公共食堂和幼儿园，就是为了把妇女从锅台边解放出来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生产中去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斯大林上台后，风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他认为此前的自由化政策破坏了社会稳定，不利于国家建设。1936年，堕胎被重新禁止，离婚变得异常昂贵。宣传机器开足马力，塑造“英雄母亲”的形象，生孩子有奖，不生孩子甚至要交税。一个年轻人因为同时和两个女工谈恋爱，被直接开除团籍。性，从个人私事，变成了需要国家严格管控的公共事务。

这种管控下的生活是分裂的。白天，妇女们在工厂里和男人一样甚至超负荷地劳动；晚上回到家，还有成堆的家务和孩子等着她。在无尽的疲惫中，性爱不再是欢愉，反而成了一种不得不履行的义务，一种额外的负担。公开场合没人谈论性，私下里它也成了沉重的话题。国家的宏大叙事，就这样压抑了个体最基本的情感需求。

战争的到来让这一切雪上加霜。当男人们在前线死去，后方的女人们撑起了整个国家。她们是工业劳动力的半壁江山，更是农业生产的绝对主力。战后，幸存的男人成了稀有品，找个丈夫变得极其困难。于是，关于苏联妇女和几十万日本战俘产生感情的故事开始流传，但这多半只是后人的浪漫想象。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，战俘被视为奴隶，任何与他们的接触都会招致丢工作甚至被开除党籍的严厉惩罚。

“所谓的性解放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女性的快乐，而是为了把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，变成国家的劳动力。当国家不再需要这种‘解放’时，锁链可以随时重新套上。”

斯大林时代结束后，社会风气有所松动，但本质没变。官方坚称社会主义消灭了卖淫，可警察会用“寄生虫罪”的口袋罪名逮捕那些站街女。六十年代，性学家们开始公开讨论女性的性愉悦问题，却发现大多数女性因过度劳累而性欲低下。避孕措施一直很落后，堕胎成了最主要的节育手段，每年多达五百万例。这背后，是无数女性在手术台上的痛苦与无奈。

直到苏联解体前夜，经济危机让所有潜在的矛盾都爆发了。1991年，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，随之而来的是大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。女性往往是第一批被工厂解雇的人。曾经被批判的卖淫，此刻却成了很多女性和她们家庭唯一的生路。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一半的女大学生愿意为了外汇和食物出卖身体。

纹身、酗酒、暴露的衣着，这些看似是拥抱西方自由的标志，更多时候是一种生存策略。当男人失业、意志消沉，女人就被推向了市场。一个黑暗的产业链形成了，无数妇女被贩卖到土耳其等地。一个曾经以妇女解放为荣的国家，最终却成了欧洲最大的人口贩卖来源国之一。

“苏联解体后的‘自由’，对很多女性来说，不是解放，而是将她们的身体彻底商品化。当国家机器崩塌，家庭的男人失业，她们自己就成了最后的、也是唯一的商品。”

从革命初期的理想主义，到斯大林时期的禁欲控制，再到解体后的混乱失序，苏联女性的身体和欲望，始终被宏大的政治议程所裹挟。她们被要求解放，以便成为更好的劳动者；被要求生育，以便为国家提供士兵和工人；最终在国家崩溃时，又被推入市场，用身体换取生存。那杯象征自由的“水”，她们从未真正畅饮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