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是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走的。

电话打来时，我正在公司对着电脑，策划案的截止日期就在眼前。

哥哥林强在电话那头，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悲恸：“晚晚，你快回来，妈……没了。”

没了。

这两个字像两颗生锈的铁钉，狠狠砸进我的耳朵里，瞬间天旋地转。

我甚至没来得及问一句为什么，只知道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抓起包就往外冲，连请假都忘了。

回到老家，迎接我的是一屋子的哀戚。

灵堂就设在堂屋，妈妈的黑白照片挂在正中央，她对着我笑，还是那么温柔，眼神里却透着一丝我从未读懂过的疲惫。

爸爸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，佝偻着背，坐在小板凳上一言不发，手里夹着的烟燃成了长长一截灰，风一吹就散了。

哥哥林强和嫂子张兰忙着招呼前来吊唁的亲戚邻里，眼睛红肿，神情悲切。

嫂子拉着我的手，眼泪说掉就掉：“晚晚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妈走得太突然了，一句话都没留下。早上还好好的，中午说有点累，想睡会儿，等我再去叫她吃饭，人就……就凉了。”

我跪在灵前，看着照片里的妈妈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无法呼吸。

太突然了。

妈妈虽然身体一直不算太好，有常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但一直吃着药，控制得还算稳定。前几天我们视频，她还笑着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说给我晒了最爱吃的豆角干。

怎么会突然就没了？

医生给出的结论是，突发性心肌梗死。

对于这个结论，我们家没有人提出异议。年纪大了，又有基础病，这似乎是一个最合理、也最让人无奈的解释。

葬礼办得仓促而“体面”。

按照老家的规矩，人不能在家停放超过三天。哥哥说，天气热，让妈早点入土为安。

我浑浑噩噩，像个被抽掉灵魂的木偶，他们说什么，我做什么。

直到第三天，妈妈的遗体被送去火化。

在火葬场办理手续的时候，按照规定，需要家属确认一份遗体报告。

那是一张冰冷的、充满了专业术语的纸。

哥哥说他看不懂，让我看。爸爸低着头，摆着手，说他不敢看。

我接过那张纸，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。

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。姓名，年龄，死亡时间，死亡原因……

我逐字逐句地看下去，只想最后再确认一遍和妈妈有关的信息。

然而，当我的目光扫到“体表及内部器官检查”那一栏时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
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

“……心肺功能衰竭，肝脏轻微硬化，左肾缺如。”

左肾缺如。

缺如。

就是，没有的意思。

我反复看了三遍，以为是自己悲伤过度，看花了眼。

可那四个铅字，就像烙铁一样，深深地烙在纸上，也烙在了我的视网膜上。

怎么会？

妈妈怎么会少一个肾？

我猛地抬头，看向一旁的哥哥林强。

他眼神躲闪，不敢与我对视，脸上那恰到好处的悲伤，在这一刻显得无比虚假。

“哥，”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，“这上面写，妈少了一个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嫂子张兰立刻抢过话头，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：“什么少不少的，你看错了吧？医生写错了也说不定。人都没了，计较这些干什么？赶紧办手续，别误了时辰。”

“写错了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心脏却在急速下沉，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了我，“这么重要的报告，会写错？”

我死死地盯着林强：“哥，你告诉我，妈的肾呢？”

爸爸在一旁猛地咳嗽起来，声音嘶哑地打圆场：“晚晚，别闹了，你妈都走了，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。”

“安静？”我几乎要尖叫起来，“她的身体都不完整，你们让我怎么让她安静地走？”

我的质问像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面，激起的不是涟"漪，而是惊涛骇浪。

整个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
哥哥林强终于不再躲闪，他抬起头，通红的眼睛里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被戳穿后的恼怒和决绝。

他说：“是我让医生取的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

我叫林晚，今年二十八岁，在城市里做着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。

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从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，是全村的骄傲。

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只凤凰的翅膀，是被折断过又重新长出来的，上面沾满了自己舔舐伤口时留下的血和泪。

我们家，是一个典型的、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。

爸爸忠厚老实，但骨子里刻着“养儿防老”的祖训，对哥哥林强几乎是予取予求。

妈妈温柔善良，却也被这种思想禁锢了一辈子。她爱我，但她更爱哥哥。

从小到大，家里所有好东西都是哥哥的。

新衣服是哥哥的，我穿他剩下的。

过年的压岁钱，我的那份妈妈会替我“存起来”，然后转头就给了哥哥去买他想要的玩具。

饭桌上唯一的那个鸡腿，永远雷打不动地躺在哥哥碗里。

妈妈总是摸着我的头，用一种近乎请求的语气说：“晚晚，你是姐姐，要让着弟弟。”

其实我只比林强大一岁。

但我从小就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我的性别决定了我的位置。

我拼了命地读书，因为我知道，那是唯一能带我离开这里的路。

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。

所有老师都说，林晚这孩子，将来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。

我也曾以为，我的人生会就此不同。

高考那年，我超常发挥，考上了省里一所重点大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我以为我终于挣脱了命运的枷锁。

我高兴地跑回家，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妈妈。

可我看到的，是满屋的愁云惨雾。

哥哥林强，在我高考前一个月，就因为跟着村里人去外面鬼混，欠了一大笔赌债。

债主找上门来，说再不还钱，就要卸他一条腿。

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还远远不够。

爸爸抽了一晚上的烟，第二天，他把我叫到跟前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苍老和无助。

他搓着手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晚晚，你哥……你哥他要被人打死了。”

我心里一沉，已经猜到了他想说什么。

“要不……你别去上大学了。那笔学费，先拿来给你哥还债。”

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，仿佛我的未来，我的梦想，在哥哥的安危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我看向妈妈，希望她能为我说一句话。

妈妈只是流着泪，一遍遍地重复着：“晚"晚，那可是你亲哥啊，你就当，就当是妈求你了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。

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

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，问了一句：“如果今天欠债的是我，你们会让他放弃前途来救我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沉默，就是最残忍的答案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撕碎了那张我用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录取通知书。

第二天，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揣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，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家。

我没有用家里的钱，我去了城里，一边打工，一边复读。

那一年，我过得像狗一样。

住最便宜的地下室，吃最便宜的泡面，一天打三份工，只睡四个小时。

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。

我告诉自己，林晚，你不能认命。

第二年，我再次参加高考，考上了比之前更好的大学，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

从那以后，我很少回家。

我靠着奖学金和兼职，读完了大学，找到了工作，在城市里扎下了根。

我以为，我已经和那个家划清了界限。

除了每个月雷打不动地给妈妈寄去生活费，我和他们之间，只剩下血缘这层淡薄的联系。

我恨他们，恨他们的偏心，恨他们的残忍。

但我又可怜妈妈。

我知道她不容易，夹在我和爸爸哥哥之间，她一辈子都在妥协和牺牲。

她会偷偷给我打电话，小心翼翼地问我过得好不好，钱够不够花。

她说：“晚晚，妈对不起你。但你哥他……他毕竟是咱们家的根啊。”

我总是沉默地听着，然后告诉她，我过得很好，让她别担心，按时吃药。

我以为，我们就这样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，直到她老去。

我从没想过，这种平衡，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被打破。

妈妈的肾，被他们，被我的亲生父亲和亲生哥哥，在她死后，甚至是……在她死前，就偷偷摘掉了。

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哥哥林强的儿子，我那年仅八岁的侄子，小宝。

“小宝去年查出了尿毒症，一直在做透析，医生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。”

林强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，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充满了“理所当然”的控诉。

“我们全家都去配了型，都不成功。只有妈……只有妈的配型，是完美的。”

嫂子张兰抱着手臂，冷笑着补充：“我们跟妈提过，让她捐一个肾给小宝。她当时没同意，说她年纪大了，身体受不了。”

“她不同意？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“她当然不同意！她有高血压糖尿病，摘一个肾，她还怎么活？你们这是在要她的命！”

“要她的命？”张兰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一把尖刀，“那小宝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那是她的亲孙子！她唯一的孙子！她连自己的孙子都不肯救，她算什么奶奶？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

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

“所以，你们就杀了她？”我的声音里带着绝望的颤音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爸爸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，因为激动，整张脸都涨成了猪肝色，“谁杀她了？你妈是自己心梗走的！跟我们没关系！”

“没关系？”我指着那份遗体报告，一步步逼近他，“那这个肾是怎么回事？她人都死了，你们怎么取出来的？你们跟哪个医生串通好了？在她临死前，还是在她死后？爸！你告诉我！”

爸爸被我逼得连连后退，眼神慌乱，嘴唇翕动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最后，是林强，我那个“理所当然”的哥哥，一把将我推开。

“够了！林晚！”他双目赤红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，“是，肾是我们想办法取的！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小宝就快不行了！妈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，用她一个没用的肾，换我儿子一条命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我重复着他的话，只觉得荒谬到了极点。

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“林强，你还是人吗？那是咱妈！是生你养你，把你当眼珠子一样疼的妈！”

“为了给你娶媳-妇，她把我的大学学费拿走！”

“为了给你还赌债，她大冬天去给人当保姆，一双手冻得全是口子！”

“她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没吃过一顿好的，省下来的每一分钱，都贴给了你和你这个家！”

“到头来，你嫌她老了，嫌她没用了，就要挖她的肾去救你儿子？”

“你的儿子是命，妈的命就不是命吗？”

我声嘶力竭地质问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呕出来的血。

周围前来吊唁的亲戚们窃窃私语，对着我们一家指指点点。

他们的眼神里，有同情，有鄙夷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看热闹的漠然。

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，孙子的命，确实比一个年迈的老太婆的命，要“金贵”得多。

“说得好听！”嫂子张兰又一次跳了出来，她像个斗鸡一样，叉着腰，唾沫星子横飞，“你倒是在城里享福！你妈生病这么多年，你回来看过几次？你除了每个月寄那几瓜两枣的钱，你还管过什么？”

“现在妈没了，你倒回来充好人了？我告诉你林晚，这个家没你的份！妈的后事是我们办的，小宝也是我们家的根！用她的肾救小宝，天经地义！”

“天经地义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心彻底沉入了冰窖。

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每个月寄回来的生活费，只是“几瓜两枣”。

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女儿，早就被排除在这个“家”之外了。

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挖走妈妈的肾，是“天经地义”。

我看着眼前这三个我血缘上的至亲。

懦弱无能、颠倒黑白的父亲。

自私残忍、理直气壮的哥哥。

尖酸刻薄、贪得无厌的嫂子。

还有那个躺在冰冷的停尸床上，身体残缺不全的妈妈。

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和愤怒，像火山一样在我体内爆发。

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

我冲上去，抓起灵堂前的花圈，狠狠地砸向他们。

“你们不是人！你们是！”

“把妈妈还给我！把我的妈妈还给我！”

我哭喊着，撕扯着，像一个疯子。

林强轻易地就制住了我，他反剪着我的双手，力气大得像是要将我的骨头捏碎。

“林晚！你发什么疯！你再闹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爸爸在一旁跺着脚，喊着：“家丑不可外扬！家丑不可外扬啊！”

张兰则护着自己的身子，尖叫着：“疯了！她疯了！快把她拉开！”

我被林强死死地按在地上，冰冷的水泥地，硌得我骨头生疼。

但我感觉不到疼。

我的心，已经麻木了。

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扭曲的脸，看着周围人或同情或看戏的眼神，我突然就不想挣扎了。

我只是抬起头，用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、冰冷刺骨的眼神，一字一句地对林强说：

“林强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我不仅要让你们把肾还回来，我还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”

“我们，法庭上见。”

我的冷静，显然比我的疯狂更让他们感到害怕。

林强的脸色变了，按着我的手也松了几分。

嫂子张兰的叫嚣也停了下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

就连一直躲在后面的爸爸，也浑身一颤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

或许在他们看来，我还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、牺牲的女儿。

他们忘了，我已经在外面独自闯荡了十年。

这十年，我见过人心险恶，也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。

我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。

我不再看他们，而是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拨通了110。

“喂，警察同志吗？我要报警。”

“我怀疑我母亲被人蓄意谋杀，并且在她死后，非法摘取了她的器官。”

“地点是……嫌疑人是我的父亲，林建国，和我的哥哥，林强。”

电话那头的警察显然被这信息量巨大的报警内容惊呆了，沉默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。

而我面前的“家人们”，则彻底傻了。

爸爸的嘴唇哆嗦着，指着我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了半天，一口气没上来，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。

林强和张兰尖叫着扑过去。

灵堂里乱成一锅粥。
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一片狼藉之中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

你的女儿，再也不会任人欺负了。

这一次，我要为你，讨回公道。

警察来得很快。

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，两辆警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。

村民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。

爸爸已经被掐人中掐醒了，面如死灰地坐在地上，像一滩烂泥。

林强和张兰则像两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对着警察又吼又叫。

“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！她是我们妹妹，脑子有问题，胡说八道！”

“我妈是自己病死的，跟我们没关系！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医生！”

带队的警察是个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表情严肃。

他没有理会林强的叫嚷，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。

“你就是报警人林晚？”

我点点头，将那份遗体报告递了过去。

“警察同志，这是火葬场出具的遗体报告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我母亲‘左肾缺如’。我母亲生前从未做过肾脏切除手术。我怀疑，她的死因和这个丢失的肾有直接关系。”

中年警察接过报告，仔细看了看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林强和张兰，眼神变得锐利。

“林建国，林强，张兰，现在怀疑你们与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和非法买卖器官案有关，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林强激动地吼道，“我凭什么跟你们走？你们有证据吗？”

“我们会找到证据的。”中年警察的语气不容置疑，“带走！”

两个年轻的警察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了林强的胳膊。

张兰见状，立刻撒泼打滚地坐在地上，哭天抢地：“没天理了啊！警察抓好人了啊！女儿告亲爹亲哥，这是要遭天谴的啊！”

她的哭嚎引来了村民们的窃窃私语。

“这林家闺女也太狠心了，再怎么说也是她亲爹亲哥。”

“就是啊，为了个死人，把活人往死里整，图什么呢？”

“听说她哥的孩子等着肾救命呢，这当姑姑的，心也太硬了。”

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，一下下割在我的心上。

但我没有退缩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看着这些愚昧、麻木、以血缘和宗族为名，行吃人之事的看客。

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清楚。

“我妈不是‘一个死人’，她是我的母亲。”

“我哥的孩子需要肾救命，这不是他们可以杀害我母亲，摘取她器官的理由！”

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不存在什么‘天经地义’的犯罪。”

“今天，如果我因为所谓的‘亲情’和‘家丑’就此罢休，那我不仅对不起我枉死的母亲，更是在纵容犯罪！”

我的话掷地有声，让那些议论纷纷的村民们瞬间噤了声。

中年警察赞许地看了我一眼。

林强被强行押上了警车，他还在不甘心地回头冲我咆哮：“林晚！你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张兰见撒泼没用，也只能哭哭啼啼地跟着上了另一辆车。

爸爸则像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，被警察扶着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。

在上车前，他回过头，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

那眼神里，有悔恨，有恐惧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的怨毒。

他一辈子都以儿子为天，从未想过，有一天，会是这个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儿，亲手将他送进了警察局。

警车呼啸而去，留下一地鸡毛。

村民们见没热闹可看，也三三两两地散了。

偌大的院子里，只剩下我和灵堂里妈妈冰冷的遗像。

我走回灵堂，重新跪在妈妈面前。

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”

眼泪终于决堤，我趴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从我记事起，妈妈的世界就围着爸爸和哥哥转。

她的人生，是一场漫长的、心甘情愿的奉献。

她总说，女人嘛，这辈子就是为丈夫儿子活的。

我曾经无数次地反驳她，告诉她，女人也可以为自己活。

她总是笑着摇头，说我傻，说我不懂。

现在我懂了。

当你的奉献被当成理所当然，当你的牺牲被视为天经地义，那么等待你的，就只有被榨干最后一滴血肉的命运。

我以为报警就是结束，但没想到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

由于案情重大，涉及到非法器官买卖，警方非常重视。

他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妈妈的遗体，并联系了法医进行重新尸检。

同时，对爸爸、林强和张兰进行了连夜审讯。

最先崩溃的是爸爸。

他这样懦弱了一辈子的人，在警察的审讯室里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

他很快就全招了。

原来，自从侄子小宝查出尿毒症后，嫂子张兰就动了心思。

在得知全家只有妈妈的肾源匹配时，她就开始日日夜夜地在爸爸和哥哥耳边吹风。

“爸，小宝可是咱们林家的独苗啊，他要是没了，咱们家就绝后了！”

“妈年纪也大了，一身的病，说不定哪天就走了。她的肾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给小宝，还能救一条命，也算是她积德了。”

“林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儿子都快死了，你还在这儿犹豫什么？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你老婆孩子去死吗？”

在张兰的不断煽动下，本就重男轻女的爸爸和自私自利的林强，渐渐动摇了。

他们开始尝试“说服”妈妈。

他们告诉妈妈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，对身体没影响。

他们告诉妈妈，这是在救她亲孙子的命，是天大的功德。

他们甚至给妈妈下跪，求她发发慈悲。

但这一次，妈妈拒绝了。

她一辈子都在为这个家牺牲，但她也知道，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。摘掉一个肾，无异于自杀。

她对爸爸说：“建国，我把命给你和儿子都行，但这事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也想多活几年，想看着晚晚结婚生子。”

这是妈妈第一次，为了自己，对他们说“不”。

而这个“不”字，也成了她的催命符。

他们的“说服”变成了逼迫和争吵。

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

妈妈的身体也每况愈下，好几次因为血压升高而晕倒。

终于，在案发那天早上，他们又一次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

张兰指着妈妈的鼻子骂她“冷血”、“自私”、“不配当奶奶”。

林强也红着眼，说如果妈妈不救小宝，他这个儿子就当没她这个妈。

爸爸在一旁唉声叹气，却始终没有为妈妈说一句话。

妈妈被气得浑身发抖，捂着胸口，说不出话来。

她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当张兰中午去叫她吃饭时，发现她已经没了呼吸。

他们都吓坏了。

但短暂的慌乱过后，一个更恶毒的念头，在张兰的心里滋生。

她对林强和爸爸说：“人反正已经死了，肾还在。现在取出来，还来得及救小宝。”

这个提议，简直丧心病狂。

但已经被“救孙子”这个念头冲昏头脑的爸爸和林强，竟然同意了。

他们不敢去正规医院，林强通过他那些狐朋狗友，联系上了一个“黑医生”。

他们给了那个医生一大笔钱，就在村里的卫生所，那个简陋的手术室里，剖开了妈妈的身体，摘走了她的左肾。

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们才给我打了电话，伪造了妈妈“午睡时平静离世”的假象。

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。

他们以为我这个常年不回家的女儿，只会哭哭啼啼地办完后事，然后继续回到我的城市，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

他们算错了一步。

他们没算到，火葬场那份冰冷的遗体报告，会将他们所有的罪恶，都暴露在阳光之下。

听完警察转述的口供，我坐在警察局的走廊长椅上，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。

我无法想象，妈妈在临死前，是何等的绝望和心碎。

她被自己最爱的丈夫和儿子，逼上了绝路。

死后，甚至还要被他们剖开身体，夺走器官。

这世上，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？

林强和张兰一开始还嘴硬，拒不承认。

但在爸爸的口供和警方的证据面前，他们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。

尤其是当警察告诉他们，他们联系的那个“黑医生”已经被抓获，并且对所有事情供认不讳时，张兰第一个就招了。

她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林强和爸爸身上，说自己只是个妇道人家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们逼她这么做的。

林强则把责任推给了张兰和那个“黑医生”，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，都是他们怂恿的。

一场丑陋的、互相推诿的闹剧。

至此，案情基本明朗。

爸爸林建国、哥哥林强，涉嫌侮辱尸体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。

嫂子张兰，作为主要煽动和策划者，罪加一等。

而那个“黑医生”和整个非法器官买卖链条上的人，将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

至于妈妈的直接死因，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也出来了。

妈妈确实死于突发性心肌梗死。

但是，诱发她心梗的，正是案发当天上午那场激烈的争吵和巨大的情绪波动。

从法律上讲，林强他们的行为，与妈妈的死亡，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。

这构成了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。

等待他们的，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
我以为，我终于可以为妈妈讨回公道了。

但事情的发展，却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。

就在爸爸他们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，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，以我二叔为首，浩浩荡荡地杀到了我住的镇上宾馆。

二叔是我爸的亲弟弟，在村里有点威望。

他一进门，就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，痛心疾首地对我说：

“晚晚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那可是你亲爹，亲哥啊！”

“你把他们都送进去了，你让咱们林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你让我在村里还怎么做人？”

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，只觉得可笑。

“二叔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”

“不然呢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让他们坐牢你才开心吗？”

“他们杀了人，犯了法，坐牢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我冷冷地反问。

“什么叫杀了人？法医不是说了吗，你妈是自己病死的！他们就是一时糊涂，办了件错事，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？”

“再说了，他们也是为了救小宝啊！小宝可是咱们林家唯一的根！你这个当姑姑的，不但不帮忙，还把你哥送进监狱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又来了。

又是这套“为了香火”、“为了孙子”的说辞。

在这个家里，在这个村子里，仿佛只要打着“传宗接代”的旗号，一切罪恶都可以被原谅。

我不想跟他们争辩这些早已烂到根子里的陈腐观念。

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二叔：“二叔，如果今天是我，或者你家的女儿，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。你会把你的儿子杀了，取他的肾来救吗？”

二叔被我问得一噎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说话呢？这能一样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我步步紧逼，“不都是人命吗？为什么我哥儿子的命是命，我妈的命就不是命？就因为我妈是个女的，是个老太婆，她就活该被牺牲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这是强词夺理！”二叔气得直哆嗦。

旁边的一个婶婶赶紧打圆场：“晚晚啊，你二叔也是为你好。一家人，有什么事不能关起门来商量？非要闹到警察局，让外人看笑话。”

“是啊晚晚，”另一个姑姑也开口了，“你爸和你哥知道错了。你就高抬贵手，去跟警察说，这是个误会，让他们把人放出来吧。不然小宝怎么办？他还在医院里等着肾救命呢！”

我看着他们一张张“语重心长”的脸，只觉得一阵阵反胃。

他们不是来为我妈妈鸣不平的。

他们是来当说客，来逼我妥协的。

在他们眼里，家族的脸面，比真相重要。

男丁的性命，比一个女人的尊严和生命重要。

“不可能。”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。

“我不会撤诉，也绝不会原谅他们。”

“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，付出法律的代价。”

我的强硬态度，彻底激怒了他们。

二叔一拍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林晚！你这个不孝女！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？”

“为了一个死人，你把全家都得罪光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办！”

“你以后别想再回这个村子！我们林家，没有你这种六亲不认的女儿！”

他们咒骂着，威胁着，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。

我只是冷漠地听着。

家？

从他们拿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家了。

现在，他们又亲手杀死了我心中唯一的牵挂。

这个所谓的“家”，对我来说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

我不需要他们的认可，更不害怕他们的威胁。

“说完了吗？”我站起身，打开房门，“说完了就请回吧。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二叔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走了，走的时候，还在门口不停地咒骂我“白眼狼”、“冷血动物”。

我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缓缓地滑坐到地上。

我以为自己会很坚强。

但当全世界都与你为敌时，那种孤独和无助，还是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

我抱住膝盖，把头深深地埋进去。

妈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

可是，如果连我都不为你抗争，那这个世界上，就真的没人记得你所受的委屈了。

亲戚们的“劝说”失败后，事情进入了司法程序。

我为妈妈请了最好的律师，并且拒绝了林家那边提出的任何“和解”条件。

这段时间，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
村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难听。

他们说我为了霸占家产，故意陷害我爸和我哥。

他们说我早就盼着我妈死，好回来分钱。

他们甚至编造出我在外面被人包养，心肠早就变黑了的谣言。

我成了全村人眼里的“毒妇”和“不孝女”。

我走在路上，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。

有些小孩甚至会朝我扔石子，骂我“扫把星”。

我没有理会这些。

我知道，跟一群愚昧的人讲道理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我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待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。

然而，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。

开庭前几天，嫂子张兰的娘家人找到了我。

带头的是张兰的哥哥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。

他们没有像我二叔那样“讲道理”，而是直接对我进行了威胁。

“林晚是吧？我劝你识相点！”张兰的哥哥把我堵在宾馆门口，手里掂着一根棒球棍，“赶紧去撤诉！不然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

“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也活不成！”

我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心里不是不害怕。

但我知道，我不能退。

我一旦退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

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拿出手机，打开了录音功能。

“你在威胁我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威胁恐吓他人，是违法行为吗？”

“哟呵？还跟我讲法？”他被我的反应逗乐了，“老子就是法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”

他说着，就把棒球棍扛在了肩上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

我握紧了手机，心脏狂跳。

就在我以为他真的要动手的时候，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。

“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是之前负责案子的那个国字脸中年警察。

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这里，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同事。

张兰的哥哥看到警察，脸色一变，立刻把棒球棍藏到了身后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我们就是跟她开个玩笑。”

“开玩笑？”中年警察冷哼一声，“我看不像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张兰的哥哥和他带来的几个人，就这么被警察带走了。

临走前，他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中年警察走到我面前，叹了口气：“林小姐，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。你放心，对于这些寻衅滋事的行为，我们绝不姑息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王警官。”我由衷地感谢他。

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王警官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过，你也要注意安全。这些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我点点头，心里一阵后怕。

如果今天王警官没有及时出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开始意识到，这场战争，远比我想象的要凶险。

他们为了达到目的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。

我不能再一个人战斗了。

送走王警官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
我联系了我在省城一家报社当记者的大学同学。

我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包括我被威胁恐吓的录音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。

同学听完后，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她说：“晚晚，你放心，这件事，我一定帮你曝光！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这世上竟有如此泯灭人性的事情！”

几天后，一篇名为《高龄母亲“心梗”离世，遗体却离奇失踪一肾——谁动了我的妈妈？》的深度报道，在网络上迅速发酵。

报道详细叙述了妈妈的遭遇，哥哥一家的冷血自私，以及我报警后所遭受的种种威胁和非议。

文章配上了那张触目惊心的遗体报告，和妈妈生前慈祥的照片。

巨大的反差，瞬间引爆了舆论。

“！这是21世纪？还有这种事？”

“愚昧和自私真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为了所谓的‘香火’，连亲妈都能杀！”

“这个女儿太难了！支持她！一定要让这帮受到法律的制裁！”

“心疼这个妈妈，也心疼这个女儿。她是在以一人之力，对抗整个腐朽的宗族观念啊！”

“必须严惩！特别是那个嫂子，简直是恶魔！”

网络上的声援，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。

无数的陌生人给我发私信，鼓励我，支持我。

我的手机被打爆了，各大媒体都想采访我。

事情，彻底闹大了。

舆论的压力，让当地相关部门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
法院的审理也很快提上了日程。

开庭那天，法庭里座无虚席。

除了双方的亲属，还有很多闻讯赶来的记者和关注此事的民众。

我作为原告，坐在原告席上。

对面，是被告席上的爸爸，哥哥林强，和嫂子张兰。

几天不见，他们都憔悴了很多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

爸爸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

林强眼神怨毒地瞪着我，仿佛我是他的杀父仇人。

张兰则哭哭啼啼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

庭审开始。

我的律师有条不紊地陈述案情，出示证据。

遗体报告、法医鉴定、被告的口供、黑医生的证词……

每一份证据，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被告席上那三个人心上。

轮到被告方辩护时，他们的律师试图以“亲情”和“救孙心切”为由，为他们开脱。

“我的当事人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他们对死者怀有深厚的感情，绝无加害之心。”

“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出于对孙子的爱。法理不外乎人情，希望法庭能够考虑到这一点，对他们从轻处罚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

我站起来，情绪激动地反驳：“法理不外乎人情？那我请问，你们的人情在哪里？是在我母亲苦苦哀求你们放过她的时候，还是在她死后，你们冰冷地剖开她身体的时候？”

“你们说对我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，那你们的感情，就是逼死她，然后挖走她的器官吗？”

“你们说爱孙子，那你们的爱，就是要以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吗？”

“如果这种扭曲、自私的‘爱’可以成为脱罪的理由，那还要法律做什么？”

我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血和泪。

全场一片寂静。

被告席上，爸爸把头埋得更低了。

林强的眼神从怨毒变成了躲闪。

张兰的哭声也停了，脸色煞白。

法官敲了敲法槌，示意我冷静。

但我知道，我的话，所有人都听进去了。

最终，法庭的判决下来了。

爸爸林建国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、故意毁坏尸体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

哥哥林强，作为主犯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、故意毁坏尸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
嫂子张兰，作为教唆犯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、故意毁坏尸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那个“黑医生”，以及参与非法器官买卖的其他人，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听到判决的那一刻，我浑身一软，差点瘫倒在椅子上。

赢了。

妈妈，我为你，讨回公道了。

我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向天空，仿佛看到了妈妈在对我微笑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
宣判后，林家和张家的人在法院门口堵住了我。

他们没有再威胁我，而是换了一副嘴脸。

二叔拉着我的胳膊，老泪纵横：“晚晚，算二叔求你了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受得了七年的牢狱之灾啊？”

“你能不能……上诉的时候，请求法官轻判？或者，你签一份谅解书也行啊！”

张兰的妈妈更是直接跪在了我面前，抱着我的腿哭喊：“我女儿知道错了！她不是人！你饶了她吧！她要是坐十二年牢，她这辈子就毁了！小宝也不能没有妈妈啊！”

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

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

我冷漠地推开他们：“现在才来求我，晚了。”

“法律是公正的，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”

“至于小宝……”我顿了顿，看着人群中那个瘦弱的孩子，心里闪过一丝不忍。

孩子是无辜的。

但他的父母，却亲手毁掉了他得到救治的最后希望。

妈妈的那个肾，因为摘取和保存不当，已经无法再用于移植了。

而林强和张兰入狱，家里的经济来源也断了。

小宝的未来，一片灰暗。

这一切，到底是谁的错？

我没有再理会他们的哭求，转身离开了法院。

我需要尽快处理完妈妈的后事，然后离开这个让我身心俱疲的是非之地。

我回到村里，准备给妈妈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，然后将她安葬。

可我没想到，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，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。

那是在妈妈床头柜最深处的一个小木盒里。

盒子上着锁，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钥匙。

打开盒子，里面没有金银首饰，只有一沓泛黄的信，和一个陈旧的存折。

我先打开了那个存折。

开户人是妈妈的名字。

上面的存款记录，从我上大学那年开始，每个月都有一笔钱存入。

数额不大，几百，一千。

但十几年下来，竟然也攒了十几万。

我认得，那是我每个月寄给她的生活费。

她一分都没动。

在存折的最后一页，夹着一张纸条，是妈妈的字迹，歪歪扭扭，却很清晰：

“这些钱，都是给晚晚的嫁妆。我的女儿，吃了太多苦了。”

我的眼泪，瞬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砸在存折上，晕开了一片水渍。

我一直以为，她把钱都给了哥哥。

我一直以为，在她心里，我永远排在哥哥后面。

可我错了。

她只是不善于表达。

她用她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地爱着我，保护着我。

我颤抖着手，拿起了那一沓信。

信封都已经泛黄发脆。

我抽出一封，信纸上的字迹，是一个男人的笔迹，苍劲有力。

信的开头写着：“亲爱的玉兰……”

玉兰，是我妈妈的名字。

我愣住了。

这信，不是爸爸写的。爸爸的字，我认得，软趴趴的，没有筋骨。

而且，爸爸和妈妈是同村的，根本不需要写信。

我的心，狂跳起来。

我一封封地看下去。

这些信，记录了一个男人对我妈妈长达数十年的爱恋和思念。

他叫周文海，是我妈妈的初中同学，也是她的初恋。

当年，他们情投意合，但因为周文海家里成分不好，我外公外婆死活不同意。

后来，周文海参了军，去了外地。

他和我妈妈约定，等他在部队站稳了脚跟，就回来娶她。

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。

可是，三年后，周文海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受了重伤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
他觉得他给不了我妈妈幸福，于是，他主动断了联系，并且托人告诉我妈妈，他已经在外面结婚了。

我妈妈伤心欲绝，在家里人的安排下，嫁给了同村老实巴交的爸爸。

结婚后第二年，就生下了我。

又过了一年，生下了哥哥林强。

我一直以为，我和哥哥，都是爸爸的孩子。

直到我看到最后一封信。

那封信的日期，是在我出生后不久。

信里，周文海写道：

“玉兰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我没有结婚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听说你生了个女儿，我真为你高兴。但我心里也像刀割一样疼。我多希望，那个孩子是我们的。”

“我打听到了，林建国（我爸爸的名字）的身体，好像有点问题。你……你要不要去医院查查？我不是想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只是……只是担心你。”

信的最后，他还附上了一个地址和电话。

我看到这里，如遭雷击。

爸爸的身体有问题？

什么问题？

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在我脑海里闪过。

我猛地想起，从小到大，爸爸对我和对哥哥的态度，天差地别。

他对我，总是很冷淡，甚至有些疏离。

但对哥哥林强，却是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

我一直以为，这是重男轻女。

可现在想来，那不仅仅是偏爱，更像是一种……补偿？

还有妈妈。

妈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，却又总是让我“让着”哥哥？

她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，弥补对爸爸和哥哥的亏欠？

如果……

如果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呢？

如果我的亲生父亲，是那个叫周文海的男人呢？

这个念头一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但所有的线索，似乎都指向了这个唯一的可能。

难怪爸爸对我那么冷漠。

难怪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我的前途，去救他的儿子。

难怪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像个外人。

原来，我真的只是一个“外人”。

我拿着信，浑身发抖，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

我恨了这么多年的父亲，竟然可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

而我真正的父亲，却在另一个地方，默默地爱了我妈妈一辈子。

我看着信上那个地址。

那是一个省城的地址。

我拿出手机，颤抖着，输入了“周文海”这个名字。

很快，一条信息跳了出来。

周文海，某军区医院退休老院长，著名外科专家，尤其擅长肾脏移植手术。

我的大脑，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
肾脏移植……

外科专家……

一个更大、更让我不寒而栗的谜团，笼罩了我。

妈妈的肾，真的只是为了救小宝吗？

林强他们，是从哪里知道妈妈的肾源和小宝是“完美匹配”的？

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农村，做配型检查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他们又是通过谁，联系上的那个“黑医生”？

这一切的背后，会不会还有另一只手在推动？

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
我把信和存折小心地收好，放进我的包里。

我决定，办完妈妈的葬礼，我就去省城。

我要去找那个叫周文海的男人。

我要当面问清楚，这一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妈妈的葬礼，办得很冷清。

村里人因为之前的事，都不敢再上门。

只有几个关系比较远的亲戚，远远地站着，算是送了妈妈一程。

我一个人，捧着妈妈的骨灰盒，将她安葬在了后山那片能看到日出的山坡上。

我对她说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所有事情都查清楚。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"屈。”

处理完所有事情后，我没有片刻停留，买了去省城的火车票。

坐在火车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不知道，等待我的，将会是怎样一个残酷的真相。

但我知道，我必须去。

为了妈妈，也为了我自己。

我需要一个答案。

到了省城，我按照信上的地址，找到了周文海的家。

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军队大院，环境清幽。

我站在一栋小楼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按响了门铃。

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。

她打量了我一下，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周文舍海院长。”

“院长他……身体不舒服，不见客。”保姆的眼神有些闪躲。

“我是林玉兰的女儿。”我说出了妈妈的名字。

保姆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她惊讶地看着我，嘴巴张了张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：“是……是玉兰的女儿吗？让她进来。”

保姆这才侧过身，让我进了屋。

客厅的沙发上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

他穿着一身旧军装，身形消瘦，脸色苍白，但那双眼睛，却依然明亮有神。

他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泪光。

他颤抖着伸出手，似乎想触摸我，却又不敢。

“像……真像啊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“你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，一模一样。”

他就是周文海。

我的心，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
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，将那个装满信件的木盒，放在了茶几上。

他看到那个盒子，身体猛地一震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追忆。

“你……你都看到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所以，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，“我，是你的女儿，对吗？”

周文海闭上眼睛，两行热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。

他没有回答，但沉默，已经给了我答案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，“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都不来找我们？”

“我没脸啊……”周文海痛苦地捂住脸，“我害了你妈妈一辈子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你们？”

“当年，我受伤后，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我就想，我不能耽误她。所以我骗了她。”

“我以为她嫁给林建国，会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可我没想到……我没想到林建国他……他竟然也没有生育能力。”

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
果然如此。

爸爸林建国，也没有生育能力。

“那……我哥林强呢？”我追问道。

周文海的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：“林强，是林建国从他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抱养来的。为了在村里传宗接代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

林强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，我也不是。

我们这个所谓的“家”，从一开始，就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。

多么可悲，又多么可笑。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存在的？”我继续问。

“在你出生后不久。”周文海说，“你妈妈给我写了信，她告诉我，她忘不了我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她说，她希望这个女儿是我的。她还告诉了我林建国的情况。我当时就猜到了。后来，我偷偷去村里看过你一次，我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我女儿。”

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夺眶而出。

原来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人，这样默默地爱着我。
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

“我不敢。”周文海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，“我怕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我怕林建国会对你不好。我只能……只能远远地看着你。你上大学，我偷偷给你寄学费，但都被你妈妈存了起来。你工作了，我动用关系，想让你进更好的单位，但你都凭自己的能力考进去了。”

“你很优秀，晚晚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。你是我的骄傲。”
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慈爱和愧疚。

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任由眼泪肆虐。

过了很久，我才平复下情绪，问出了我此行最重要的问题。

“我妈妈的肾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”

周文海的身体猛地一僵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
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
他的反应，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测。

“是你。”我的声音冷得像冰，“是你告诉林强他们，我妈妈的肾源和小宝匹配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你，利用你的关系，帮他们联系的那个黑医生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甚至……你甚至可能参与了整个计划，对不对？”

周文海痛苦地闭上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是……是我。”

这个答案，像一把利剑，狠狠地刺穿了我的心脏。

我以为，我找到了亲生父亲。

我以为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。

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也是将我妈妈推向深渊的凶手之一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声嘶力竭地质问他，“你不是爱她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”

“我……”周文海的声音嘶哑，“我是想救她啊！”

“救她？”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“你逼她去死，还说是救她？”

“不是的！你听我解释！”周文海激动地抓住我的手，“你妈妈的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，她的肾功能，早就开始衰竭了。医生说，她最多，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了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办法救她。我知道小宝需要换肾，我也知道，你妈妈的肾源是唯一匹配的。所以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”

“我想，让你妈妈把肾‘捐’给小宝。然后，我再利用我的关系，从国外找一个最好的肾源，给你妈妈换上。”

“这样，既能救小宝，也能让你妈妈换上一个健康的肾，彻底摆脱病痛。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啊！”

我愣住了。

换肾？

给他妈妈换一个健康的肾？

“可是……可是我妈妈不同意！”

“是，她不同意。”周文海痛苦地说，“她不相信我。她觉得我在骗她。她以为我只是想利用她去救小宝。我们……我们为此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。”

“她说，她这辈子已经被男人骗够了，她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。”

“然后……然后就出事了。”

周文海捂着胸口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保姆赶紧上前给他顺气。

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
原来，这背后，竟然是这样一个荒唐而悲伤的计划。

一个自以为是的“拯救”。

一个源于爱，却终于恨的误会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妈妈真相？告诉她我也是你女儿！告诉她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！”

“我说了！”周文海喘着气说，“我告诉她，你是我女儿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我们母女。可是……可是她不信。她以为，我是在用你来绑架她，逼她就范。”

“她挂了我的电话，然后……就再也没接过。”

我的心，像被撕裂了一样疼。

我能想象到，妈妈在接到这个电话时，是何等的震惊和愤怒。

她被欺骗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以为可以平静地度过晚年，却又一次被卷入男人的谎言和算计之中。

她不相信，是正常的。

而正是这个不相信，最终要了她的命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个计划？在我妈妈死后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林强他们去取肾？”

“我……我当时已经疯了。”周文海的眼神变得空洞，“我听到她去世的消息，我整个人都垮了。我觉得是我害死了她。我唯一的念头，就是完成她‘未完成’的遗愿——救小宝。”

“我以为，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了。”

“我联系了林强，告诉他，我可以帮他找医生。我给了他钱，让他去做这件事。我甚至……甚至已经联系好了国外的肾源，准备给你妈妈做‘身后移植’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只是痛苦地摇头。

我看着他，这个我血缘上的父亲，这个害死我母亲的“凶手”。

我不知道该恨他，还是该可怜他。

他爱我妈妈吗？

爱。

爱到偏执，爱到疯狂。

他用一种自以为是的、控制欲极强的方式，去安排他爱的人的人生。

最终，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

“所以，我哥他们，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，也不知道你的计划。他们只以为，你是可怜小宝，才出钱出力帮他们的？”

“是。”周文海点点头，“我没告诉他们我和你的关系。我不想节外生枝。”

我惨然一笑。

好一个“不想节外生枝”。

他把所有人都当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，包括我，包括我妈妈，包括林强一家。

他自以为是地布了一个局，却没想到，满盘皆输。

“你走吧。”我站起身，不想再看他一眼。

“晚晚……”他乞求地看着我。

“别这么叫我。”我冷冷地打断他，“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她已经被你们这群自私的男人，害死了。”

我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栋小楼。

外面的阳光很刺眼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。

真相大白了。

但我的心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空。

我没有了家，没有了父亲，唯一的母亲，也死在了这荒唐的人性纠葛之中。

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

我回到宾馆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大病了一场。

我时而发烧，时而说胡话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妈妈”。

是宾馆的服务员发现我不对劲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

在医院里，我浑浑噩噩地躺了三天。

三天后，我终于退了烧，清醒了过来。

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我突然感到一阵茫然。

接下来，我该去哪里？

我该做什么？

就在我迷茫的时候，我的律师来看我了。

他告诉我，林家和张家的人，因为我在网上曝光的事，和他们威胁我的行为，受到了村委会和乡里的严肃处理。

二叔被撤掉了村干部的职位。

张兰的哥哥因为寻衅滋事，被拘留了十五天。

村里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，现在都对我避之不及。

律师还告诉我，爸爸和哥哥在监狱里，都表示了忏悔。

他们托律师带话，说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妈妈。

我听着，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

一句“对不起”，换不回妈妈的命。

律师走后，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。

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份财产转让协议，和一把钥匙。

协议上，周文海将他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存款，都转让给了我。

总价值，是一个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天文数字。

他在附带的信里写道：

“晚晚，我知道，这些都弥补不了我对你和你母亲的伤害。我也不求你的原谅。我这辈子，罪孽深重，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你能好好地活下去。这是我欠你们的。我马上要去自首了，为我犯下的错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照顾好自己。父，周文海。”

我看着那份协议，和那句刺眼的“父”，只觉得讽刺。

他以为，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

他以为，自首就可以洗刷他的罪孽吗？

我把那份协议，撕得粉碎。

我不需要他的钱，更不需要他这个所谓的“父亲”。

出院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回了趟老家。

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

那个充满了谎言、偏心和罪恶的房子，我一刻也不想再多待。

卖房子的钱，我一分没留。

我以妈妈的名义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。

专门用于资助那些因为家庭贫困、性别歧视而失学的女童。

我还匿名给侄子小宝所在的医院，捐了一笔钱，足够他后续的透析和治疗费用。

我恨他的父母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

我希望他能活下去，并且记住，他的命，是用他奶奶的命换来的。

我希望他长大后，能做一个善良的人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，也伤我最深的地方。

我没有再回我工作的城市。

我辞了职，一个人，背着包，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。

我去了很多地方。

去了西藏，看了最纯净的天空。

去了大理，感受了最温暖的阳光。

我把妈妈的骨灰，撒进了苍山洱海。

我希望她的灵魂，能在这里得到安息，不再被世俗的纷扰所累。

一年后，我在一个南方的小城停了下来。

这里气候温润，生活节奏很慢。

我在海边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。

书店的名字，叫“晚晴”。

取自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

我希望，所有像我和妈妈一样，曾经被命运亏待过的女人，都能在人生的后半段，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。

我的生活，渐渐归于平静。

白天，我看店，看书，和客人聊天。

晚上，我听海，散步，写一些关于妈妈的故事。

我很少再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出现在了我的书店门口。

是周文海。

他比一年前更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。

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囚服，显然是刚从监狱里出来。

他因为自首，并且有重大立功表现（提供了整个非法器官买卖链条的线索），被判了三年，又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提前获得了假释。

他站在门口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胆怯和期盼。

我没有赶他走，也没有请他进来。

我们就这样，隔着一扇玻璃门，静静地对视着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沙哑地开口：“我……可以给你打工吗？不要钱，管饭就行。”

我看着他，这个给了我生命，却又毁了我一切的男人。

我心里，已经没有恨了。

只剩下一种复杂的、难以言喻的情绪。

我没有回答他。

我只是转过身，走进里屋，给他倒了一杯温水，放在门口的桌子上。

然后，我回到我的摇椅上，继续看我的书。

夕阳的余晖，透过玻璃窗，洒在他的身上，也洒在我的身上。

温暖而平静。

我知道，有些伤痕，永远无法愈合。

有些原谅，永远无法说出口。

但或许，时间，真的是最好的解药。

它不能让我们忘记，却能让我们学会，与过去和解。

（全文完）